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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建成了全球产业链大、完整的钢铁工业体系，用世界大的钢产量、总体达国际先进水平的装备技术、持续改善的品种质量，有力支撑了国民经济的腾飞。进入新时代，怎样对钢铁工业体系进行优化调整，提质升级，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又一道重要课题。

钢铁工业体系的优化调整，既涉及钢铁工业生产力布局的调整，又涉及整个钢铁产业链组织形态的优化，还涉及技术、资本、人力等要素的投入，以及和地方政策、服务、文化等环境因素的改善，是一篇系统性极强的“大文章”。做好这篇“大文章”，“笔法”可以千变万化，但主题必须符合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各项要求。这就需要我们准确把握钢铁工业体系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优势和短板，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探寻新一轮调整优化的着力点。

回望足迹：“全国一盘棋”奠定大国崛起的基石

曾经，社会上对“大而全”的钢铁工业体系颇有质疑，认为它“大”而“不强”，“全”而“效率低下”。当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钢铁工业体系的“既大又强”，是我们新一轮调整优化的题中之义。但是，在全球化受到空前挑战的当下，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工业体系的完整性也代表着一种抗风险能力。

首先，建立“大而全”的钢铁工业体系是新中国奠基和崛起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全国没收官僚资本的30多家钢铁企业中，职工不到8万人；装备数量少，规模小，技术落后；全国矿产资源家底不清，矿产奇缺。在如此薄弱的基础上白手起家，只能从组织队伍、开发矿业、修造装备等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入手，在支持一批老企业恢复生产的同时，推进钢铁产业链各环节的生产力建设。

在1949年~1978年的这30年里，从“一五”计划期间前苏联援建8个钢铁项目(新建武钢、包钢、北满钢厂、吉林铁合金厂、吉林炭素厂、热河钒钛厂，改扩建鞍钢和本钢等)，到“二五”计划期间原冶金部提出建设“三大、五中、十八小”战略部署(续建鞍钢、武钢、包钢3个大型钢铁基地，扩建、新建太钢、重钢、马钢、石景山钢铁厂、湘钢5个中型钢铁企业，新建邯钢、济钢、临钢、新钢、南钢、柳钢、广钢、三明钢厂、合钢、长城特钢、新疆八一钢厂、杭钢、鄂钢、涟钢、安钢、兰钢、贵钢、通钢等18个小型钢厂)，再到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新建攀钢、长城特钢、水钢等钢厂，恢复建设酒钢、兰钢、略钢，扩建成都无缝钢管厂、重钢、昆钢、贵钢等钢厂)，钢铁工业掀起了三次建设高潮，初步建立起了包括采矿、选矿、烧结、炼铁、炼钢、轧钢、焦化、耐火材料、铁合金、炭素等比较完整的要素结构，地质勘探、工程设计、建设施工、设备修造、科学研究、冶金教育等比较齐全的行业门类，以大型企业为骨干、“大中小”相结合、具有3500万吨钢生产能力的新中国钢铁工业体系。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极大解放了钢铁工业的生产力。随着钢铁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原先内陆资源型布局潜藏的原燃料成本高、交通不便、远离出海口等弊端开始显露出来。在产业政策的引导下，钢铁工业建设了鞍钢鲅鱼圈、首钢曹妃甸、山钢日照、宝钢湛江、广西防城港等沿海钢铁生产基地，开始了从资源型转为临海靠港型、临近市场型的布局优化调整。同时，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一些上下游企业和科技、人力等要素向部分产钢大省集聚，形成了庞大的钢铁产业集群。这一轮调整，其主流也是在适应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的前提下展开的，钢铁工业的创新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得到了快速。

其次，国民经济多部门、多产业携手共进，孕育了钢铁工业体系进一步提质升级的优势。

70年来，从“全国支援鞍钢”，7306名干部从全国各地被选派到鞍钢工作，到“鞍钢支援全国”，先后向全国输送各类人才12.5万名，援建20多家大型钢企，支援13个省市冶金工业建设；从改革开放之后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装备技术，到今天我国钢铁工业主体装备技术整体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大型冶金设备国产化率达90%以上；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多个单位联手解决攀枝花钒钛磁铁矿资源综合利用世界性难题、90年代彻底攻克白云鄂博铁矿“三口一瘤”难关，到今天我国在贫赤铁矿、褐铁矿、菱铁矿选矿技术等方面居国际领先地位；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引进前苏联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炼焦工业，到1991年我国焦炭产量超过俄罗斯，跃居世界产焦大国；从上世纪60年代初鞍钢提出“为用户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到今天钢铁企业与科研院所、用户企业开展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创新联盟、EVI(供应商先期介入)、合资建厂等形式多样的产学研用合作……国民经济多部门、多产业几代人的接力奋斗，共同铸就了大国钢铁雄厚的产业基础、技术实力和创新潜能，这是我们迈向钢铁强国的独特优势。

回首70年发展足迹，我们可以说，紧扣国民经济发展要求，尊重钢铁工业发展基本规律，用“全国一盘棋”思想统筹推进钢铁及相关产业和各类要素的协调发展，是钢铁工业体系发展的特点，也是助力钢铁工业腾飞的成功经验。

审视当下：旧的发展理念和增长方式已不可为继事物的发展总是螺旋式上升的。在钢铁工业体系的形成和调整中，我们也难免走过一些弯路，留下这样那样的问题和教训。比如，在进入新世纪的前10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带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一些地区新建和扩建了大量钢铁企业，吸引产业链上众多企业快速集聚，形成了津冀北、晋冀南、长三角三大钢铁产业集群和山东、辽宁两大钢铁板块。截至2015年底，上述地区钢铁企业粗钢产能合计占全国的近80%，不仅加剧了钢铁产能过剩和“北重南轻”等总体布局不合理的矛盾，而且产业快速集聚致使区域环境容量和承载力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城市高速发展，被城市包围的钢铁企业的环保问题，也引发社会关注。这些，都为新一轮调整埋下了伏笔。而片面追求量的扩张的粗放发展理念和“一窝蜂”式“大干快上”的增长方式造成产业发展的失衡，则是我们必须汲取的深刻教训。今天，钢铁工业体系新一轮优化调整已经开始。这是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展开的，旧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已不可为继，我们需要自觉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审视当下，谋划未来。目前，一些产钢大省纷纷出台了钢铁产业调整方案，一些省份和地级市也提出打造千亿元级钢铁产业集群的规划。我们在期待其取得预期效果的同时，也在关注一些新的现象。比如，将区域内钢铁企业向沿海搬迁，成为各地日渐趋同的选择。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沿海地区已有、在建和拟建的钢铁产能已超过2.6亿吨。当然，产能向沿海的适度转移是可取的，但“一窝蜂”式地向沿海搬迁，是否会重蹈粗放发展的覆辙，需要深入考量。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要在“巩固、增强、、畅通”8个字上下功夫。在“8字方针”指导下，我们应该厚植新理念，锁定“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着力推动钢铁工业体系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钢铁工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先进制造业集群”。谋划未来：以构建钢铁产业生态圈为抓手促进提质升级今天的中国钢铁工业体系，携着特有的优势和不足、经验和教训，又到了迈向中高端的关键阶段。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发挥钢铁大国优势，在新时代的鲜明主题下布局谋篇？近年悄然兴起且仍在不断完善的产业生态圈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选择，那就是借力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成果，以构建协同、、创新的钢铁产业生态圈为抓手，重构钢铁工业的版图，推进提质升级。所谓钢铁产业生态圈，是以钢铁产业为龙头，聚合上下游产业链上的多种产业或产业集群，集聚技术、资本、人力等多种要素，依靠大数据支撑、网络化共享、智能化协作，在多个区域进行分工和布局所形成的复杂的产业空间网络体系。在这个空间网络体系中，各个产业和要素，包括一条条企业供应链，可以在多个地域、多个产业间实现互动交流、开放合作，从而促进形成资源配置、快速响应市场、协同创新迭代演进的良好产业生态。

首先，构建钢铁产业生态圈，有助于我们解决区域各自为政、条块分割进行钢铁工业体系调整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以往在某个地理空间上聚集大量钢铁及上下游企业的产业布局和组织模式，不可避免会带来产能扩张冲动高涨、环保压力加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建设钢铁产业生态圈，则可以用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实现跨产业、跨区域的协同创新，从而推进产业和区域的协调发展。

其次，构建钢铁产业生态圈，有助于我们打造先进钢铁产业集群。所谓先进钢铁产业集群，是面向全球化发展，集产业竞争力、技术水平、组织管理、开放合作和创新文化等多要素为一体的产业生态网络，也可以看作是钢铁产业向全球钢铁产业生态系统的延伸和融入。而钢铁产业生态圈，则可以用它开放、包容、协同、的特长，加速培育先进钢铁产业集群，助力我国实现由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的跨越。

后，构建钢铁产业生态圈，是一场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变革。创新驱动，技术、管理、商业模式的迭代演进，是钢铁产业生态圈的内生动力；全过程、全链条、全环节的绿色发展，是钢铁产业生态圈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开放、协同、智慧、，是钢铁产业生态圈的活力源泉；而依法依规、合作共赢，则是钢铁产业生态圈的文化属性。

建设这样的一个产业生态圈，意味着和地方政府、钢铁及相关行业和企业，以及各参与方，还有很多具体而艰巨的任务要完成。比如，坚持“全国一盘棋”，深度调整钢铁工业布局；推进横向和纵向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推进供应链创新，加速产业融合，为产业生态圈赋能；加强钢铁产业生态圈的顶层设计，充分释放空间网络体系的活力，等等，都需要我们为之不懈努力。鲲鹏展翅，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自有与众不同的高度和作为空间。今天，用新时代的新站位、新理念、新探索，在全球大、完整的钢铁工业体系的传统规模优势上，叠加创新发展新优势，中国钢铁一定能够变得“既大又强”，走得更远，飞得更高。